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顽固匪徒，确实也存在。但这些“职业选手”，追求的是完全的自由，拒绝接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也不和官府进行合作。

这种思想，在这片大地其实由来已久，已经近乎一种宗教信仰了。而他们这些人，本质上还是想过日子的人，只是希望在这片残酷的大地上，能找个更好的工作来糊口。因此，两边就不是同一类人，人家也不屑于伪装进他们这边来混饭吃，甚至最鄙视的就是他们这种“背叛信仰”的人，不会再有什么往来了。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话，亚历山大神父不置可否。他私下里不止一次对杨士官等人提醒，说这些人的陈述里，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信的，那就是匪帮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说非常严酷——所以，这帮能活下来，还能跑来投奔的家伙，也一样是非常狡猾的人。不能因为装得可怜，就放松警惕。

而且，神父总是怀疑，这些人会勾结其他土匪，袭击这里。村里虽然有正规军驻军，但他们的主要工作，还是率领众人施工。尤其是后面，工作量越来越大，大家天天累得半死。作为骨干的军团士兵，更是出门就去干活、回来吃个东西就睡觉，没有什么多余精力。这种情况下，营地的安全，就必须多加考虑了。

但整个开拓区，人手都不够用，上头也调不出更多人了。没办法，神父只能不断要求士兵们要进行轮休，保持警戒。但他们确实忙不过来，所以另一边，神父又专门挑选了几个可靠也机警的人，帮自己进行管理和监控的工作。

大部分村民都觉得他多事，但神父找了个很好的理由。

村里的人，不管之前是逃难的农民，还是诏安的自由人，都是一路跑过来的。所以，在这些人里，男人远多于女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因此，神父就说，要严格监督他们的生活，防止他们犯下索多玛与蛾摩拉一般的罪行。

他以此为借口，时不时就去抽查可疑人员，监控他们的行踪，检查他们的私人财物是否突然变化。大家虽然觉得麻烦，但是传统上来说，这确实是教会的工作。所以，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此外，亚历山大神父还严抓纪律，制定了一些规则，要求大家都得遵守。从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到村里的卫生习惯，事无巨细都要管。

村里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前“自由人”，之前都和商队打过交道，而且很羡慕他们，因为大商队才是这里武力最强、财富最雄厚的组织。一些人也受过商队雇佣，会模仿商队成员的行为，试图证明自己能跟人家混在一起。

本地的商队成员喜欢互相称为“达瓦里希”。这个词源自突厥语，意思就是商队里的伙伴。在草原上，商队是各大部落的重要财富来源。运送货物的任务，既重要，也有很大风险。因此，商队的成员之间，往往都有着过命的交情，让这个词有了额外的含义。当地人也学会了这个说法，用来彼此称呼。

在亚历山大神父看来，这个词过于匪里匪气，会影响营地的风气。作为替代，他提倡学习罗马人的习惯称呼。

在罗马军队里，十个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他们住一个帐篷，在一起吃饭。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如此。

拉丁语里，这种营帐队，叫“tuberniu”，就是住房、帐篷的衍生词。到希腊时代，这个词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营帐队的成员，互相称为“ipuris”，后来法兰克人把它简化，叫做“Corade”。

现在，营地里就有两个营帐队的士兵，其他人也是模仿这种编制，进行扎营和军事化管理的。因此，神父提倡大家参考正统罗马人的习惯，来互相称呼，而不要去乱学突厥人的词。

为了提供良好的示范，亚历山大神父和他的助手们，就带头相互这么称呼，也不管两边的级别和职位。这件事情，倒是推广的比较快，没多久就被村民们接受了。

这段时间里，村里一直没出什么事情，但有次军团的信使送邸报来，说有几个定居点受到了袭击，损失很大，怀疑是有人里应外合导致的。大家这才信服，杨士官还给上头写信，建议他们也学学亚历山大神父的经验。他的一些做法，就因此传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