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日，魏军继续爬山，死伤惨重。

七月一日，魏军白日休息，夜间爬山，遇瓢泼大雨。

无从下手，这大概便是黎盛现在的感觉，好不容易把入侵高丽的倭军赶到了一起，却没办法彻底把他们赶下海，海军强大却无法登岸，只能封锁海峡，连着攻了几天倭军的防御工事，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了，又遇到下大雨，也真是没了办法。

万分无奈之下，黎盛又派人找到倭军，跟他们说要谈判。

讲道理，黎盛能又一次提出谈判，明显是把倭人当成了白痴，这玩意儿玩个一次两次也就算了，还来？

然而倭人也实在是想回家想疯了，搞不明白为什么跑来高丽拿钱办事的魏军这么拼命，都一路打到釜山了还不放过他们，只要把海军一移开，让他们撤回倭国，这事儿不就结了么？结果整个釜山都被围死了，别说回家了现在想动弹都难。

于是倭将派人送信给黎盛，表示愿意讲和，你们放开海上道路，我们就退出釜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这里是高丽不是大魏，你们真犯不上玩命。

黎盛说可以，你出来，出来我们谈谈。

倭将回复，你不守信，我不出来。

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了，现在谁都知道黎盛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刚才还笑着握手言和，下一刻就能把藏在身后的刀拔出来，还出去谈判？谁敢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察觉自己的名声彻底臭了的原因，黎盛愤怒了，他倒是没去想倭寇们从能打下高丽到现在被围在釜山动弹不得到底是个什么感受，也没去想走到今天这一步连倭寇都不信他到底是谁的原因，只是觉得倭寇仍在负隅顽抗实在可恨，老老实实走出来让他砍不就完了么？所以在雨停之后，黎盛再次指挥大军对釜山地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大有不把倭人杀绝不罢休的模样。

而倭军也被魏军的进攻激发出了最后的疯狂，七万大军死了一半，高丽三道全被收复，退路被堵家里起火，眼下要是釜山再丢了，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倭军的反击十分凶悍，两军加起来超过五万人在釜山地界厮杀得天昏地暗，前后大小七战，魏军依然是没能摸到釜山的城门。

接连数天的强攻，均以失败告终，哪怕再想把倭寇杀光，黎盛也不得不承认，继续攻下去是不行的，首先是后方的开京已经彻底混乱起来，崔承允围了开京，要诛李氏，高丽王带着还忠心于他的禁军死守，补给根本运不到前线，魏军如今是靠收复地域的仓储勉强撑着，再围下去，就要断粮了。

其次是再这样强攻，魏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而谈判玩阴招倭寇也不信，于是在反复几天的思索过后，在进退两难之间，黎盛终于找到了一个赢的法子。

他先是停下了进攻，继续找人去联系倭军，告诉他们自己的确有和谈的诚意；与此同时他悄然放开了部分对釜山港的封锁，将大部分海军调开，沿着海岸线巡弋，寻找起了什么东西，同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倭国船队。

因为黎盛找到了倭军最大的弱点--粮食。

高丽南方靠海，产粮区不多，倭军撤出忠清道时太狼狈，公州城、论山城里的粮食没来得及运走，而全罗道光州的粮虽然运走了不少，却不够三万人吃。

所以这些日子，倭军的粮食部分来自于劫掠这些日子运回来的存货，部分来自于对马岛上通过船队运到釜山附近的军粮，而黎盛要做的，就是让赵裕带着海军封锁海岸线，改行干起海盗，率军扫荡的同时，见船就抢，抢完就烧，甚至还抽空登陆了一次对马岛，虽然没能建功把上面的倭人杀光，却放火烧了几个粮仓。

赵裕干的相当彻底，甚至连一些高丽的船由海上经过，也被抢了，无奈之下倭军只能让极为磕碜的水军与大魏海军强行交战了一场，然而大魏那些战船光是长度就是倭国水军战船的数倍，还架着火炮，几次交锋下来，倭国用来运兵的船都被击沉了大半。

躲不过也抢不过，躲在釜山的倭军叫苦不迭，半个月下来，存粮见底，整个倭军守着一堆抢来的金银财宝饿得半死不活，可能也是确实没了办法，之前一直拒绝和黎盛谈判的倭将派人来到魏军大营，希望魏军能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撤兵，而作为代价，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三千个人头。

只要放一条生路，就留三千倭寇在釜山，俘虏也好，杀头也罢，黎盛自己看着办。

能做到这个地步，说明被围在釜山的倭寇也是真没了办法，然而之前一直要谈判的黎盛现在反而不慌了，他并没有答应，甚至连见都不想见倭军使者，看那模样，俨然是准备再围上半个月，测试测试三万倭军不吃饭到底还能撑多久。

答案是，三天。

釜山水源充足，然而光喝水显然是不够的，仅仅三天，三万被围在釜山的倭寇就饿得眼睛都绿了，可往前看，是黎盛的步卒，往后看，是赵裕的海军，釜山城内金银财宝堆满了仓储，然而现在却不能给倭军提供丝毫战斗力--于是很快，倭将就做出了选择。

他派出使者，希望投降，黎盛的回复是，当然可以。

大魏定远元年七月十三，三万倭军弃械投降，魏军于城外受降，在城门打开之后，黎盛下令：冲锋。

杀降不详，对他来说也就只是个说法而已。

不知道到底是觉得自己的名声已经这样，破罐子破摔；还是因为黎盛对于倭寇的仇恨的确已经比天高比海深，总之当那些入侵高丽的倭寇放下武器，出城投降，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自己一条命的时候，黎盛坐在马上，冷冷地告诉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釜山这一战不光彩，黎盛很卑鄙，很无耻，然而这场战争到这里终于是结束了，前后历时半年，倭国举七万大军入侵高丽，一度威胁到高丽的开京，高丽离灭国几乎就差半步，然而魏国出兵渡海，将高丽从灭国的边缘拉了回来，将七万倭军尽歼于高丽国土。

半年前，那杯由邪恶和野心酿成的毒酒，最终浇到了所有倭国诸侯的头上。

此时海的另一边，倭国的内乱再一次上升到新的高度，和之前不一样的是，不再是诸侯混战，而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魏国援助的关白源本义，挟持着天皇，以堂皇正当的名义讨伐着各路诸侯，由于大部分兵力已经渡海，所以现在的倭国局势一下子明朗起来，乐观估计，几年之内，倭国的乱世就要结束了。

这场倭金联合入侵高丽的战争，最终以大魏和高丽的胜利而告终，在倭国的史书上，这场战争延续了战国时代的光荣以及名将的光辉，虽然未免光彩--而这一点他们也承认，在高丽的史料上，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崔承允的存在，至于其他的因素，似乎也是有的，只是比较次要。

至于大魏...这场战争并没有留下太多笔墨。

或许是因为主帅黎盛的选择终究不好看不好听，或许是从头到尾魏国也就出了江南的四万大军，这在北方魏辽的战场上只是兵力的零头，反正--魏国从上倒下都没觉得这是件什么大事。

相对而言，倭国拼了老命，几十个诸侯出兵，浩浩荡荡渡海而来；高丽则是差点没命，都被人打到了国都，要不是大魏出兵救援，估计国祚就这么断了，而大魏呢？拿钱办事，干脆利落，根本就没要北境的主力边军帮忙，四万大军渡海，加上海军威慑，半年就把七万倭寇送上了西天。

当然，还有金辽。

金国大概是这场战争中，除了魏国赚得最多的，不止是一开始的悍然入侵，一路打到高丽西京所劫掠的财富，还有在魏军忙着收拾倭寇时，金国与高丽达成了一致，用骇人听闻的价钱让高丽把西京以及大片国土买了回去，然后干脆利落地撤离高丽国土，与辽国继续死磕--从这一点上看，金国还是很讲信用的。

辽国呢？出兵慢，还一个劲地盯着金国猛打，开京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管，失了高丽人心，而且到最后也没把金军杀光，双方厮杀固然惨烈，但经过这一遭，金国从高丽拿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他们在辽东成为辽国的心腹之患了。

而在魏军的身后，在黎盛下令在釜山城外杀降的那一刻，围攻开京的大军，也终于是爬上了开京的城墙，杀到了城内。

这一刻的崔承允并不意气风发，或者说，当他能成功带着大军来到开京城下时，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如果说以往李氏的底蕴还能镇压整个高丽，那么在金倭联合入侵之后，李氏的举动、江山的沦陷已经让所有高丽人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敬畏与推崇。

没有什么意外，大军入城，高丽王李宗衍，所有皇室李氏血脉，冥顽不化依旧职责崔承允为反贼的官员，试图反抗的禁军--全部被杀了个干净。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自古以来夺位都是这一套，当高丽皇宫沁满了血，当李氏的血脉从前一天的高高在上到这一刻的催命符，当崔承允走入那座大殿，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与他对视时，这场高丽的内战，就基本结束了。

简单有效的，便是最好的。

而此时南方庆尚道光复、倭军三万被尽歼于釜山的战报也刚刚入城，坐在那把王椅上的崔承允展开读了很久。

他毫不意外这个结果，也并不打算违背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诺，他只是在想，以后的高丽，彻底倒向大魏，成为大魏一份子的高丽，会是什么样子呢？

以及，这把王椅坐起来可真不舒服。

......

在十三世纪东亚地缘政治重构的背景下，高丽王朝的命运转折成为区域权力博弈的典型标本。当魏辽两大强权于华北平原展开霸权争夺时，地处半岛的高丽不得不在金国劫掠、倭寇侵扰与内部倾轧的三重危机中寻找生存之道。崔承允主导的《开京条约》签订，将传统朝贡体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捆绑模式，这种被后世称为“半殖民地化”的特殊形态，实为小国在乱世中被迫进行的政治豪赌。

开京之围期间王室集体逃亡济州岛的决策，暴露出李氏政权已丧失基本的统治合法性。据《高丽备要》记载，乐天二十一年全罗道秋税实征率仅达账面值的17%，而同期庆尚道军户逃亡比例高达43%。这种系统性崩溃不仅源于倭寇入侵，更深层的原因是李氏贵族通过“科田法”兼并了全国62%的耕地，导致财政基础瓦解。当崔承允在开京死守血战倭军时，济州岛上的王廷却在讨论要不要渡江内附辽国以避难，这种统治集团的彻底腐化，使得王朝更替具备了历史合理性。

现代史学界对崔承允的评价长期存在“解放者”与“卖国者”的争议。支持者往往援引《全州军议录》中“宁为魏藩属，不作倭奴仆”的宣言，强调其通过战略妥协保全了高丽文明火种。反对者则聚焦“海关让渡条款”和“魏商治外法权”，认为这摧毁了经济主权。但条约中看似屈辱的条款，实则也暗含精妙算计：当魏军驻扎济州岛、釜山港、江华岛、仁川，高丽实质上获得了一道抵御倭寇的防火墙；而允许魏商垄断盐铁贸易，则在短期内缓解了因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更关键的是，崔承允通过世子为质、官员任免审核等条款，将李氏王朝的剩余影响削减到了最低，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政治智慧，使其新政权得以在殖民体系的裂缝中培育自主性力量。

当然，历史的代价从未缺席。条约签订后的十年里，高丽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阵痛。据户曹统计，光定三年魏商控制着全国78%的铁矿和92%的海盐贸易，代价是庆尚道半数矿工活不过四十岁；开京西市每日有满载人参貂皮的商队出发，但沿途常见冻毙的民夫尸骸。最具争议的当属文化认同的撕裂--当崔氏国主穿着魏制冕服祭天时，汉阳城的儒生正焚烧《中原礼仪考》；全州书院的学子们一边研读朱熹新注的《论语》，一边传抄着《海东哀忠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附性发展还催生了特殊利益集团--开京条约港形成的买办阶层，既充当经济殖民触角，又成为技术传播中介。条约港经济的野蛮生长，最终在高丽社会撕开了一道血与火的现代化创口。据《开京海关十年报告（1295-1305）》显示，魏国控制的釜山港在条约签署五年后，吞吐量激增至战前的43倍，但这种繁荣背后是惊人的资源掠夺：仅1301年，高丽通过该港输出的铜锭就达180万斤，相当于王室鼎盛时期六十年的产量。这种畸形的贸易结构催生了两个相互撕扯的半岛--以开京为中心的条约经济圈疯狂吞噬资源，而传统农业区则陷入白银黑洞导致的通货紧缩。

颇具吊诡意味的是，这种经济殖民客观上重塑了高丽的生产关系。全罗南道出土的《金海冶户契约》证实，魏商带来的“预付包买制”瓦解了传统匠户体系，催生出朝鲜半岛最早的雇佣劳动群体。虽然这些冶铁工人每日劳作长达八个时辰，但他们的日薪（折合米三升）已超出传统农奴五倍，这种经济诱惑推动着贱民阶层大规模流向条约港。当保守派文人痛斥“人心不古”时，他们或许未曾察觉，高丽社会最底层的上升通道正悄然开启。

总而言之，高丽的半殖民化历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辩证法则：殖民体系既是枷锁也是手术刀。魏国资本摧毁了传统经济结构，却催生了雇佣劳动制度；军事依附剥夺了国防自主权，但推动了火药技术的传播；文化殖民撕裂了士林认同，却孕育出民族主义思想。正如全州学派朴世焕所言：“半岛的现代性不是自主萌发，而是在殖民暴力中嫁接的异种果实。”

这种“创伤性转型”为后世提供了双重镜鉴，从积极层面看，条约港经济瓦解了贵族土地垄断，为崔承允的科田改革奠定基础；买办阶层的双语优势，使高丽在十四世纪成为东亚技术中转站。但消极遗产同样深重：资源掠夺导致的环境退化，直到崔氏王朝中期才得以恢复；殖民时期形成的依附性经济思维，至今仍在半岛南北关系中被反复重演。

结语：高丽的半殖民地化，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在时代冲击下的适应性蜕变。它既是被迫打开国门的屈辱史，也是被动卷入东亚一体化的启蒙史。当我们站在七百年后的今天回望，或许会更理解崔承允的选择：在魏辽争霸的“大争之世”，小国的生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抉择，而是在炼狱之火中淬炼新生的过程。历史没有给予高丽更好的选项，但至少，它挣扎着活了下来。

--《依附与嬗变：高丽王朝半殖民化进程的双重性再探》，高丽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朴正元教授。